研究

不死的契丹文字
 

解读契丹文字号称绝学。当今世界著名的契丹文字研究者仅有中国的阎万章(现已作古)、清格尔泰(84岁)、刘凤翥(74岁)和日本的丰田五郎(91岁)而已。
  契丹——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唐代末年,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机统一各部,建立了契丹王朝。契丹王朝创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契丹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辽亡金兴,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诏罢契丹文字”。从此之后,契丹文字渐绝于世。早在明代,契丹文字就成了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用契丹文字写的书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

重见天日

    20世纪初,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首次重见天日,轰动了学术界。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L·Kervyn)在我国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的瓦林茫哈地方掘开辽兴宗皇帝的陵墓,从中出土了契丹小字辽兴宗和仁懿皇后哀册。1930年,该地区又出土了契丹小字和汉字的辽道宗和宣懿皇后哀册。这些资料陆续在国内外发表,引起学界的研究兴趣。我国学者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了契丹小字的解读工作。他们通过汉字哀册与契丹小字哀册对比,比出了契丹小字各个哀册的题目以及一些年号、干支、年月日、数目字之类的70多个契丹小字。但没有涉及契丹文字的读音。
    两种契丹文字都是拼音文字。现代学者管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叫原字。契丹小字即单词是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拼成的。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契丹小字的发音符号即原字共有500多个。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山路广明、田村实造、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等人又掀起一股契丹小字研究热潮。他们并没有重新认字,而是给中国学者在30年代认出的一些契丹字构拟读音。他们用蒙古语来读契丹字,给构拟对的原字音值不足30个。

方兴未艾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研究业务。当年9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成立了联合研究契丹文字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成员为民族所的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小组从有汉字对译的《郎君行记》入手,对当时传世的9件契丹小字碑刻进行研究,以寻找对译的人名、地名、官名为突破口,从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逐步进入到解读契丹语固有的单词。终于解读出400多条契丹小字语词,构拟了140多个原字的音值。
    由于没有字典之类的字书传世,传世的契丹文字碑刻除了《郎君行记》之外,没有一篇是对译的,因此解读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都非常艰难。每一件碑刻都是解读出来的部分少,尚未解读的部分多。
   辽代实行双国号制这一重大发现就是契丹文字解读的成果。1993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出土了耶律褀墓志铭,刘凤翥如往常一样赶到当地拓制了《耶律褀墓志》。返京后悉心专研。刘凤翥通过对这个墓志铭的研究发现,与汉字严格按照规定称国号不同,契丹文字不按史籍规定办事。学界一般认为辽太祖于公元907年建国称“契丹”,是以民族的名字为国号。会同元年,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为了笼络燕云地区的汉人,辽太宗把国号改为民族色彩不太浓厚的“辽”。辽朝曾经两次称“契丹”,两次称“辽”,什么时候称“契丹”,什么时候该称  “辽”,汉字资料是严格遵守了的。但是,契丹文字却是“辽”和“契丹”同时出现。只不过在应当称“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资料中把双国号的“契丹”一词置于“辽”之前。在应当称“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资料中把双国号中的“辽”一词置于“契丹”之前。从而推出,契丹人有时改国号为“辽”,是改给说汉语、用汉字的汉人用的。至于说契丹语、用契丹字的契丹人则在称其国号为“辽”的时期,仍在国号中加上“契丹”。从中可以窥见契丹人对于“契丹”国号的依依不舍之情。在其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仍在契丹语的国号中加上“辽”,以不忘照顾汉人的民族情绪。契丹语这种一国双号的民族统治策略,是契丹王朝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卷45语)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已经被尘封的历史人物如耶律奴、韩德昌、韩高十等人的生平等等,同样全是靠契丹文字的解读成果解决的。辽代专称皇族为“横帐”。辽史学家始终研究不明白“横帐”究竟为何意,通过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解读,终于弄明白,“横帐”的原意是“兄弟”,即与皇帝称兄道弟之人或者说与皇帝是兄弟行的人。契丹文字是拼音文字,精确地记录了语音,通过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的解读,使我们知道辽代的汉字“金”、“沈”等字都保持着[m]韵尾,“积”、“密”等字有的有[k]韵尾,有的没有[k]韵尾。说明辽代正处于汉字入声字消失的过渡阶段。为研究中古汉语语音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契丹文字资料大量出土,契丹大字墓志等碑刻出土已达12件。契丹小字的墓志、哀册等碑刻出土已达31件。还有大量的契丹文字的钱币、印章、铜镜、符牌和洞穴墨书等资料出土和被发现。这为研究契丹文字工作提供了充足的“粮草”。

一线希望

    契丹文字研究这门绝学实际上刚刚向人们展示一条漫长却又充满辉煌前途的研究之路。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纵观学术界,几乎仅有刘凤翥一人站在学术前沿孤军奋战。他一生致力于契丹文字研究,积数十年之勤、历经千辛万苦寻访并传拓契丹文字碑刻。2009年,刘凤翥满75岁了,他殷切盼望能有年轻人来尽快接班,从事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使中国人在这一学科永远保持领先的学术地位,真正做到不仅绝学不绝,而且还要发扬光大。
   “我苦苦经营数十年才正在蓬勃发展的契丹文字学如果绝到我手里,将是一件让我最为痛苦的事情,也是使我死不瞑目的事情。” 刘凤翥说。
    为了找到接班人,刘凤翥多方呼吁、留心观察,终于发现了一位不错的年轻人——北京大学的学生康鹏。2008年康鹏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成为刘凤翥的学术助手,开始了他的契丹文字研究之路。
  康鹏说,读博士学位时主攻辽金史,契丹文字的知识是刘凤翥先生亲授,刘先生给他们讲过一学期的“契丹文字研究”的课程。从事契丹文字研究始于听课。他告诉记者,契丹文字是研究辽史的最佳学术资料,学好契丹文字会使辽史研究的学术水准提高到一个更佳境界。目前,辽史资料很少,给辽史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许多人知难而退,不再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在读书时就把将近一万字的契丹小字都拍成照片做成电子资料库,以供自己和老师们写文章时运用。这些电子资料库起着铅字的作用。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字号任选,用起来极为方便。近一两年,刘凤翥的的文章中出现的契丹小字也都是使用他们的电子资料库。
  康鹏说,以往我国的许多死文字都是国外学者首先破解的,但契丹文字是例外。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在契丹文字研究方面我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当今刘凤翥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契丹文字的最权威的学者。近年来,契丹文字释读速度很快,国外也开始重视契丹文字研究。我现在主要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以后准备做契丹小字索引和词典;再将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契丹文字研究论著汇编成册。同时,还要加强蒙古语和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让我们中国人自己破解出全部契丹文字。
  目前,契丹文字旧资料大部分尚未解读,而新资料又在不断出土。不仅如此,契丹文字的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成果的积累已达到将有一个大飞跃的临界阶段。契丹文字越难解读,一旦解读出来成就就越大。一门学问只有一两个人懂恐怕远远不够。要把契丹文字彻底解读,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刘凤翥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投入到契丹文字的研究中来,让死文字不死、绝学不绝。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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