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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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农光里是社科院老一辈学者集中的宿舍区，刘凤翥的家就在这里。他的家不算大，却是全世界收藏契丹文字最多、最全的地方。当今世界上，被公认为对契丹文字研究卓有建树的只有四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教授、辽宁省博物馆的历史与文物考古学家阎万章和日本人丰田五郎。

      阎万章先生已于1997年去世，丰田五郎则已90岁高龄，清格尔泰已经83岁，四人中最年轻的是刘凤翥，但今年也74岁了。丰田五郎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和刘凤翥联系了，这让刘凤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按照日本人的习惯，每年节庆或四季更迭，丰田五郎都会给他发来一张他早已熟悉的明信片问候。这么久了没有消息，难免会让他胡思乱想。丰田五郎退休前是日本一家银行职员，是通过自学走上研究契丹文字道路的。他曾发表过《关于契丹小字的方位和一些数词》、《关于契丹小字的几点探索》、《契丹小字对四季的称呼》、《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等有影响的论文。退休后，丰田五郎把全部精力和积蓄几乎都花在到中国寻访和研究契丹文字上了。和刘凤翥相识后，他每年都会寄信或明信片给刘凤翥，告诉他最近的研究心得和撰写的论文。

      每天起床，刘凤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屋子里装满了契丹文字资料的那些箱子、柜子，里面装满了已经装裱的一轴一轴的契丹文字拓本资料，大都还没有被破译和解读。在这些价值连城的古契丹文字资料里，隐藏着很多珍贵的信息，对后人了解辽代真实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刘凤翥深信，有很多关于契丹民族失踪、文化消亡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些文字记录中。目前虽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在关注契丹文字，但都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去作一些解释，还谈不上深人研究。为了得到这些珍贵的契丹文字拓碑，刘凤翥走遍了北方和西南的考古遗址，花去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和心血。对契丹文字的痴迷和破译，曾让他激动兴奋。现在，这些静静地躺在书柜里的资料又让他心痛。年过古稀，他感到责任太重大了，而时间又太紧迫了。最让他担忧的是这个事业至今还后继无人。如果丰田五郎老人不在世了，那就意味着他和清格尔泰将是世界上仅存的有成就的契丹文字破译者。

      “加快契丹文字的解读研究进度”是年过古稀的刘凤翥每天鞭策自己的口号。在他的研究生涯里，老伴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研究的契丹文字大都是老伴帮着一个字一个字用毛笔照着拓本抄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契丹文字都被老伴用秀美的书法留在了宣纸上，刘凤翥则在旁边将自己破译的汉字词义、发音研究一一注上。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仅刘凤翥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不是他几年或十几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为此，他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为了节约时间，他出门都是把几件事集中起来一次办，例如把理发、交电话费、复印资料和邮寄东西一次办完，把去研究所办事与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一次办完。以前都是天天刮胡子，现在是如果不出外办事就三四天刮一次胡子。如今的他，已将全部身心投人在社科院老干部局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资助的《契丹文字新研究》课题上。晚上11点甚至12点之后睡觉是经常的事。这个多卷本的课题已经做了8年，最能体现其研究水平的是已经完成的构拟了211个契丹大字读音的《契丹大字音值构拟表》、构拟了204个契丹小字的原字读音的《契丹小字音值表》、释读了1000多条字义的《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表》和正在做的《已经释读的契丹大字语词表》。2008年一季度课题可以结项。课题不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还要刊布所有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已经有数家出版社答应出版这一极具典藏和学术价值的巨著。

      需要说明的是，和同样已经消逝了的古代女真文字不同，契丹文字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才刚刚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契丹文字资料的出土，这门原先一直被认为是“绝学”的学问其实才刚刚向人们展示一条漫长的研究之路。从学术意义上说，契丹文字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契丹文字中，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人们去研究破译。但契丹文字研究在今天的寂寥却让刘凤翥常会问自己：难道你会成为最后的契丹文字破译者？

      这是一种十分悲凉的心情！

      这样一门具有光明前景的学问，在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别的人研究了吗？为此，记者专门查阅了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编纂、2002年在台北出版的《汉学研究通讯》21卷第2期中的《二十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记者发现，收录在这份目录中的研究论著，时间起讫为1900年至2000年。按汉文、日文、蒙文、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朝鲜文发表的论文来看，100年里，有关论文竟然只有500篇左右。而在当代汉文论文部分中，刘凤翥的论文和与他研究有关的论文占了很大部分。刘浦江教授曾在这份目录前写了这样一段话：“笔者搜集、复印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契丹语文学家刘凤翥先生提供的，如果没有他的慷慨帮助，编成这份目录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愿借此机会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自契丹文字出土至今的80多年来，对它的研究断断续续，曾有过3次研究高潮：1932一1935年，语言学家王静如（1903一1990年）、罗福成（1884一1960年）、厉鼎煌(1907一1959年）运用“比较法”破译了70余字，但未涉及读音；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契丹字研究热中，日本学者只是把中国学者已经认出来的字尽力予以拟音，没有突破性进展；上世纪60年代，蒙古族学者清格尔泰在研究蒙古语同时，主要关注契丹文字与蒙古语的关联；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成立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才使得停滞不前的契丹文字研究状况为之一变。其中，刘凤翥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他经过40多年的辛勤努力，使这一死亡文字的辨认工作渐渐有了眉目，被国外同行誉为“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

      新年前夕，在刘凤翥的家里，精神矍铄的老人给记者讲述了这门古老文字的历史，讲述了他40多年来与契丹文字结缘并踏入职业研究的故事。

2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曾经叱咤风云，对中国历史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匈奴、鲜卑、突厥等。但它们在辉煌之后就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甚至踪影皆无。契丹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10世纪，契丹民族在中国的北方兴起，后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辽。这个王朝存在了219年，当时称霸于亚洲东部，影响远及欧洲。辽朝疆域东濒太平洋；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与喀喇汗王朝、西洲回鹘为邻；北至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一线；南逾鸭绿江、长城和大戈壁。当时的高丽、北宋、西夏或向辽朝缴纳“岁币”，换取名义上的独立；或干脆称藩受封，作为附庸。所以在穆斯林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当时是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 Khata)，而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则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分别读音为Kitay, Kita l a,Cathay)。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便是寻访“契丹”的副产品。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但这个王朝在统治中亚地区90余年后，于1218年被蒙古所灭ｏ’元代之后，这个显赫于一时的民族从世界的眼中渐渐消失，有关契丹文字记载的史实也随之消失于史乘。西迁的契丹人成为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并在西辽灭亡之后逐渐融合于当地的民族。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中的一部分被迫南迁，后逐渐汉化，到元代成为汉人中的一员。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长城以北，这些契丹人后来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相当一部分随着蒙古大军的四处征讨而分散到全国各地。

      到元代中后期，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这个民族的文字—契丹文。

      那么，契丹族的后裔在哪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大调查的进行，这一问题首先以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此外，云南契丹后裔“本人”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运用DNA检测技术，最终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刘凤翥和与他一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陈智超、李锡厚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刘春芸、吴东颖等人联合提出了“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的课题，通过相关人群的DNA比对，研究契丹后裔的去向。他们从内蒙古出土的明确记载为契丹人的古尸上提取了6例遗骸（牙齿、骨骼）标本，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提取了56例达斡尔人的血样，另外还提取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通过DNA检测后，得出了结论：契丹族与达斡尔族有非常亲近的遗传关系。也就是说，达斡尔族就是契丹族的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关于契丹文字，则要从1000多年前说起。

      历史上的契丹民族曾创制过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两种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是契丹民族在建立了契丹王朝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参照汉字先后创造的。神册五年（920年）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一种契丹大字，共3000余字。后来又由耶律迭刺创制的已发展到拼音文字初步阶段的一种，称契丹小字。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辽灭金兴、契丹字又与女真字和汉字并行于金朝境内。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完颜曝明令废除契丹文字，契丹字在金朝境内遂渐绝用，但在中亚河中地区的西辽则继续行用。至明代已无人认识。

      20世纪20年代，契丹文字在失传数百年之后突然出现，接着又陆陆续续在很多地方纷纷出土。最早出土的契丹文字是在1922年6月21日。这一天，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L. Kervyn，汉名梅岭蕊）雇人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瓦林茫哈（瓦砾滩）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从中挖掘出契丹小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等文物。凯尔温不谙传拓之术，于是雇用华人以5天的时间逐字抄录之。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手抄本的照片首次发表在法文版《北京天主教会杂志》1923年第118期。这是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第一次重见天日。1930年，又出土了契丹小字辽道宗和宣懿皇后哀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把辽兴宗、仁懿皇后契丹小字哀册的手抄本照片、辽道宗以及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的拓本照片都发表在1933年的《通报》第30卷上，从而在学界引起轰动。有人说，如果还有有关契丹文字及有关的文物存世，达斡尔族的祖源认定也会容易得多。契丹民族在历史上消失的原因就能被解释得更清晰。很多有关历史的误读也会因此得到纠正。庆幸的是，契丹文字在被历史遗忘了数百年之后，终于现世。它的出现，在学界引起了轰动。海内外的学者竞相研究契丹文字，遂在学界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契丹文字研究。而契丹文字出土之初，无人能识，至今犹破解甚微，解读这种文字，被人们称为“绝学”。

3

      1962年9月，刘凤翥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被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述教授招收为东北古代民族史（实际上是辽金史）专业的研究生。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自己会去研究契丹文字。在去民族所报到前，刘凤翥到母校北大向指导过自己学业的恩师辞行。

      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热情接待了这个年轻人。谈话过程中，商先生不说别的，只是再三告诫刘凤翥今后一定要多学几种已经灭绝的古代民族文字，如西夏字、契丹字等。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刘凤翥又去北大燕东园28号，向当时的北大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告辞。剪老以史学家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对晚辈的关怀，对刘凤翥说：“你不要认为历史系毕业生就应当去历史研究所，不应去民族研究所，我对这两个研究所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其实去民族所与去历史所没有多大区别，都是研究历史，而且民族所的老先生比较多，更便于向老先生学习。你到了民族所后，务必学一门或两门民族古文字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文字之类的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了民族古文字不仅不会影响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还会促进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

      告辞剪老出门时，天空下起了雨。刘凤翥走出翦老家，没想到翦老执意要送他出门，怎么也劝阻不住。翦老陪同他走出门，似有话未说。沉默良久，翦老终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定记住，你学了民族古文字，对你今后研究民族历史大有用处，说不定会让你终生受用无穷。”刘凤翥当时听后，感觉十分惊讶：商先生和翦老好像是约好了一样，对他的期望竟然都是一样，连说的话都差不多。“终生受用无穷”这六个字深深打动了刘凤翥，望着翦老殷切的目光，刘凤翥点了点头……

      告别剪老走出校门，刘凤翥隐约感觉到有一种逆转将会发生在自己的人生中。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感。

      多年后，刘凤翥回忆这段往事时，仍有一种被使命驱使的强烈感觉。

      直至大学毕业，刘凤翥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并无研究古文字的打算。但是命运似乎一直在暗示他走向古老的契丹文字。他回忆道，在大学一年级听史学家张政烺先生和邓广铭先生讲课时，曾涉及到一些目前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议文字的读音究竟是汉字还是契丹字的历史之谜。虽然老师讲的内容不多，却给刘凤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应当是他对民族古文字最初的印象。史学大师向达先生在讲课中又对他们提到：新出土的契丹文字碑刻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史料，可惜现在还基本没有被解读。所以凡遇重要碑刻，应当手勤一些，把它抄录下来，照相或拓制就更好。讲到契丹文字时，向先生还对学生们说：契丹文字是失传了数百年之后才出土的死文字，倘若解读了契丹文字，可为辽史的研究工作增加许多新资料，甚至改变辽史研究的面貌……这些话都让刘凤翥印象深刻。老师的启迪教导在刘凤翥后来的研究中，不能不说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他的研究生涯里，有数十年时间，他都花费在走遍全国拓碑收集资料的工作上。

      到民族所后，刘凤翥一直牢记翦老的话，按照翦老的嘱咐去做，决定研究民族古文字。为此，他遍访当时稍通古文字的老师求学古文字，没想到路子都行不通。他只好选择了自学。在研究生的学习之余，他时时不忘随时顺手收集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凡在期刊杂志见到有契丹文字或女真文字的资料文章他都一律全文抄录。日积月累，他竟然积攒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各一大纸袋。就是这两袋资料成了他后来研究的奠基石。

      1970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刘凤翥所在的民族所和当时的其他社科研究单位一样，通通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和改造，研究工作彻底中断。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后，干校的学员除了“天天读”毛选就是“自学”—其实就是放任自流。刘凤翥不愿意白白浪费掉宝贵的光阴。但他也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搞学术研究无疑是会招来横祸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先拿史学界开刀的吗？当时的历史学家吴晗夫妇以及恩师翦伯赞夫妇、还有刘凤翥所熟悉的傅乐焕教授等人都是被政治运动迫害死的。而民族古文字与政治不沽边，是纯学术的绝学，他感觉，自己的研究在当时不会引起注意，他可以自行研究。他的研究果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研究过程中，最让他兴奋的是，他发现所里的一个同事把一部《女真译语》带到了干校。他赶紧去借来，用毛笔字把此书全文抄录了一遍。看完之后觉得不过瘾，又让当时留在北京的妻子将他以前收集的两大袋子资料寄来。此后他如饥似渴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批资料，很快进人了角色。这两袋资料也陪他度过了在千校的时光，奠定了他后来终生学术道路的基础，对各家之说逐步提高了鉴别力，并充分吸收了前人的一切成果。

      1975年，经过了几年顽强自学，刘凤翥已阅遍国内所有的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资料，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和全国一样逐步步人正轨，恢复业务工作。经过个人申请，领导批准，刘凤翥正式从事契丹文字研究工作，从而走上了终生职业研究契丹文字的道路。

      回到北京的日子，刘凤翥除了尽全力到图书馆收集抄录当时所能找到的契丹文字资料外，就是同所有认识的人联络，请求他们帮助收集一切相关资料。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都成了给他提供资料的对象。1973年，他在内蒙古昭盟文物站（今赤峰市博物馆前身）工作的李恭笃同学给他寄来了一张1969年出土于翁牛特旗的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的拓本，这是他平生拥有的第一份契丹字墓志拓片。几年的学习，使他轻而易举地就译出了该墓字中新出现的年号“天庆”和汉语借词“太祖皇帝”等契丹小字。这让他惊喜万分。这位同学后来又陆续给他寄来了喀刺沁旗出土的“宝坻官”契丹小字铜镜文铭片和1964年出土于辽宁省的契丹大字《耶律延宁墓志》的拓本照片。不到10年，刘凤翥就已经掌握了尚未发表的全部契丹文字新资料，成为掌握契丹文字学术资料最多的人。由于是自学成才，在学术界没有门派。刘凤翥为使自己的研究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认同，在妻子的帮助下，他通过油印散发的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共计几十份陆续散发给当时知名的专家好友，以求探讨认同。这些资料散发出去后的效果让刘凤翥深受鼓舞。很多专家学者对他的研究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不仅如此，他还从一些知名专家处反馈回一些宝贵资料。其中最珍贵的一份就是古文字家罗福颐先生(1905一1981年）回赠给他的原存故宫的一个玉魁上的契丹小字铭片和一份罗先生的大作《契丹国书管窥》一文的油印本。说起来，这个玉魁十分珍贵，它原存清宫内府，上面镌刻有乾隆皇帝的御笔跋尾，后流落于宫外，20世纪被美国人福开森购去。刘凤翥和学界同行都长期想当然地误认为玉魁已经流落国外，其实最终它又由创办了金陵大学的福开森留在了学校。得到这样珍贵的资料，大大超出了刘凤翥预期的希望，更激发了他研究契丹文的信心。

      契丹文字的资料都出土于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尤其是赤峰地区。刘凤翥常去这些地方，仅赤峰他就去了11次。凡是出土契丹文字资料的地方，他都去过。随着研究的深人，他成了契丹文字研究的权威。时间长了，这些地方都有了他的朋友。一有契丹文字资料出土，就会有人及时告诉他，并且给他找到拓本，甚至授权让他最先发表。40年的研究生涯，不仅让他收获了研究成果，还让他得到了很多中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指导关怀，如翁独健先生、夏鼐先生、罗福颐先生、罗继祖先生等。还有很多各地博物馆、考古所的朋友、当地的老乡，在他工作过程中都给了他可贵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是刘凤翥40多年拓碑生涯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每当回忆往事，刘凤翥眼里总是充满深情，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在他的生活中，每一件让他感动和兴奋的事都与他的契丹文字研究联系在一起。

      刘凤翥对契丹文研究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契丹小字的研究。作为项目领头人，他带动了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从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人手，把释义与拟音结合起来，使契丹文字的解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他们释出300多条语词（连同前人成果、共达400多条），并构拟出100多个原字的音值（连同国外学者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共达146个），还分析了20多种语法成分。被一些国外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新研究”和“契丹文字解读的新阶段”。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契丹小字研究》这部代表了契丹文字研究最高成果的划时代专著。《契丹小字研究》先后获得内蒙古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民族所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

      对契丹大字的研究。截至目前为止，真正研究契丹大字的在全世界只有三个人。除了刘凤翥本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已经去世的历史与文物考古学家阎万章、日本人丰田五郎。1991年5月15日，刘凤翥参加中日联合首届契丹文字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他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若干契丹大字解读及其他》成为解读契丹大字一次飞跃式进展的里程牌。1998年，刘凤翥参加世界阿尔泰学会第41届年会。会上他宣读的《契丹小字70余年之研究》又引起了巨大轰动，会场上提问不断，会下提问者络绎不绝，连吃饭、休息都不得安宁。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非研究所杨虎嫩教授称赞刘凤翥为“当今世界首席契丹字研究权威”。大会秘书长希诺尔说，刘凤翥的研究太重要了，他的总结式学术报告为年会增加了光辉。

      1994年，刘凤翥退休。他仍然坚持研究不辍，并申请到了老年科研基金。他从ABC开始，虚心向儿子学习计算机操作方法。在退休的14年中，他年年出差，只要哪里一发现契丹文字，他就赶到哪里，精心拓制拓片。他对拓片的质量要求极为严格，每拓一份，他都要在碑刻的纸上打五六十遍墨。既要用力，又要均匀，力求拓本黑白分明，不让字口蹭上一点点墨迹。但他毕竟上了年纪，一天下来，常常腰酸背痛。十几年来新出土的契丹文字就是这样被他全部拓制回来的。

      2005年，刘凤翥出版了他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一书，记载了他40年的研究及其心路历程。

4

      契丹文字的研究越艰难，刘凤翥心中就越充满忧虑。世界上本来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就寥若晨星，这一学科后继无人的现象令人担忧。其实，契丹文字研究前途无限辉煌。因为两种契丹文字目前能够解读者少，未解读者多。即使有汉字对译的仅有96个字的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也未必能通篇解读。而每一种契丹文字资料还在陆续出土。进入21世纪之后，几乎年年都有新资料出土，等待做的工作很多。契丹文字越难解读，一旦解读出来就越伟大。

      2004年，刘凤翥被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请去为博士生讲契丹文字课。一个名叫康鹏的博士生对契丹文字十分感兴趣，他曾帮助刘凤翥用数码相机把1万多个契丹小字拍照下来，使契丹字进人了计算机。康鹏的出现让刘凤翥看到了希望，他很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为此，他曾郑重向民族所写报告，希望将康鹏调到民族所来，跟随他学习研究契丹文字。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请求报告没有被通过。这使他原本充满期望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

      采访结束，刘凤翥和老伴送别记者时，又一次恳请记者多向外界反映目前契丹文字研究后继无人的处境，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契丹文字研究方法亲自传授给有志于研究契丹文字的年轻人，使契丹文字研究后继有人。

      望着老人忧虑的目光，我多么希望，刘凤翥不会真的成为最后的契丹文字破译者。

来源《中国民族》